竹、木、角、石、玉甚至果核等物，同为琢刻巧技，并无严格分工，多为文具或案头清供，属于明清文人日常最相亲傍的玩好之物，也是文人与工艺结盟的斯文载体，尤其是竹、木、石类，不太孱弱的文人甚至不必假手于人，直接就揎拳捋袖的铁笔挥洒起来。
苏州枕江倚湖，居运河之枢纽，食海王之饶，拥土膏之利，民殷物繁，自古就是工艺美术品的重要生产基地。自石器时代苏州就开始了工艺美术品的制造，精美的玉器、骨器等时有发现，吴越青铜铸造业更是雄冠天下。宋元以降，“衣被天下”、“苏州一府，赢于浙江全省”，苏州成了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。优越的经济条件，催生了广阔的艺术品消费市场，也培育了大量的艺术门类，史称：“吴中男子多工艺之事，各有专家，虽寻常器物，出其手制，精工必倍他所，女了善操作，织維刺绣，工巧百山，他处所效之者莫能所及。”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，苏州逐渐产生了以细腻精巧著称的苏式上艺风恪，如《天工开物》称“良玉虽集京师，工巧则推苏郡”。明清时期，苏州更是“百工技艺之巧，他处所不及”，并且产生了“陆子冈之制玉、鲍天成之制犀、周柱之冶嵌、赵良璧之制梳、朱碧山之制银、马勋荷叶李之制扇、张寄修之制琴、范昆白之制三弦子”等一批工艺大师，其绝技“上下百年保无敌手”。据地志资料不完全统计，苏州工艺品的种类达五十余种，并形成了各自的专业化分工，如虎丘捏像、新郭眼镜、横塘宝石、承天寺纸作、专诸巷玉石作等。
在众多苏州工艺名家中，当属碾玉妙手陆子冈最为知名，史料记载，他不仅擅长治玉，还工书画，乃至竹、木、石雕刻及镶嵌宝石及琢刻名款等，技法娴熟，并都有成就。被后人奉为苏州琢刻业的师祖，顶礼膜拜。明末苏州玉雕艺术发达的时候，也是吴门派文人画和金石篆刻艺术开始的时候。宋、元皇室画院画法，落款仅是简单的署名或花押。绢纸本画，都以彩色煊染钩勒工整的画面。自吴门画派兴起,沈石田、文徵明、唐伯虎等都用诗词题记，填在画面空隙。画则崇尚写意简淡，诗词则书法精雅，又铃上印章。这样的诗、书、画、印结合,使刻印艺术大被重视。文彭、何雪渔在几寸长或更小的玉石上，逞其雕刻的才华，在正面刻出了仿学秦术、汉印的篆隶名字，又在边角顶纽雕镂出节、符、狮、兽、鱼、龟、松、鹤或人物山水等玉雕。这样，文人和玉工结合，使苏州玉雕艺术更发展为诗情画意浑然一体的精品。据清周亮工叙述，文三桥(彭)所刻玉章,都落墨后由李文甫镌刻。李又在边纽上雕以花卉虫鸟，使寸石有不尽的艺术趣味。
清代苏州的专诸巷是江南手工业者的聚集地，大量的手工匠人世代与此谋生。清纳兰常安《爱宜室宦游记》载：“苏州专诸巷，琢玉、雕金、镂木、刻竹、髹漆、装潢、针绣，咸类聚而列肆焉。其曰鬼工者，以显微镜烛之，方施刀错。其曰水盘者，以沙水涤滤，泯其痕迹。凡金银、琉璃，绮、铭、绣之属，无不极其精巧。概之曰苏作”。
因江南独特的地域文化优势，苏州的手工匠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虽说是要干具体活计的工匠，但大多是书画能手和鉴古的行家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一专多能，无论是苏州雕刻界师祖级人物陆子冈，还是清代专诸巷的玉、石类雕刻世家姚宗仁、郭绍高、顾德麟等名匠，均精通书画和鉴古，并于同时代的文人交往甚多。因此一些出身书香的达官贵人，也不耻小技，而在案牍劳形之余，跟工匠学习，并饰以学术文才。晚清末年，研究金石学有名的吴大徵，在巡抚致仕以后，以及寓苏旗籍贯胄郑大鹤(文焯),都能镌刻玉印。